警务辅助人员依照本办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相关法律后果由公安机关承担。
简言之，在经济发展的工作中，行政协助的实践遵循了服务资本的逻辑。在新镇的治理实践中，经过政治化机制的技术处理，经济发展、项目落实、食品药品不出安全事故、不出现非正常上访成为了中心工作所内含的目标，进而影响了行政协助的实践。
执行则是在集中与协调的基础上，将决策予以落实。项目推进工作中的树典型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是政治任务这一特点。新镇政府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实现土地整理的全镇覆盖，截止2016年年初，该目标已经完成了40%，剩余的项目还在不断推进中。新镇政府向各基层自治组织派发指标、任务，各基层自治组织负责在本村社的范围内落实乡镇政府派发的指标、任务，乡村、社区构筑了食品药品监管的网格。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在基层治理中，行政协助的实践由乡镇政府主导并以其利益为目标指向，压力型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对行政协助的实践产生了影响并形塑了行政协助的运作机制。
所谓多部门协同，是指在行政协助的过程中，乡镇政府与诸多职能部门相互配合，通过临时性协调机构的运作淡化各部门在职能与结构上的分化，共同发挥整体作用的工作方法，其中乡镇政府起主导作用，职能部门发挥辅助作用。秦村村民吴某兴建了占地近一亩的养殖场，他在拒绝国土所的整改要求时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县里、镇里都鼓励农户养殖，镇政府、县畜牧局给参与养殖的村民发放了补贴，养殖不应该被禁止。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法院在适用基本原则的角度和说理的充分性上还有值得提升的空间。
[12] 王静：中国网约车的监管困境及解决，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依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结论。[6] 《济南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未取得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出租汽车管理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例如实践中很多车辆不符合标准、司机没有取得资质的情况并不鲜见，行政机关对此类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而引发的行政纠纷一样会是审判实践中较为棘手的问题，本文认为在此类案件中依然应当适用比例原则，特别是在过渡阶段，应当给予这种新业态一定程度上的宽容。网约车这种客运行为与传统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一样，同样关系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有序管理，应当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依法、有序进行。
陈超案中，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依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5]和《济南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6]认定陈超属于未取得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行为并据此予以行政处罚。简要概括，论证的要点可以进行按照如下模式进行：目的的正当性——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的目的是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和乘客的人身安全，因此是正当的。摘要: 网约车作为一种新业态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而引发的行政处罚纠纷案件也成为了行政诉讼面临的一个难题。引言 社会高速发展与成文法的僵化性、滞后性使法院在面对新类型案件时可能将基本原则作为裁判依据。
这在当时对网约车没有法律规定又要兼顾新型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在审判中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一审法院认为蔡平的行为构成违法，但广州市佳通运输委员会适用法律错误且不符合比例原则，明显不当，予以撤销。（三）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近日各地法院关于网约车行政案件的裁判，特别是裁判中对基本原则的运用，使我们不得不对此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在规则缺失的情况下，法院运用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对案件作出了裁判，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法治之对于公众而言，其基本原则为法无禁止即可为。
在此类案件中，法院的直接职责并非判断网约车运营的合法性，而是判断行政机关对网约车运营的行政处罚是否有授权。在第一步妥当性原则判断得出肯定结论以后，要进行第二步必要性判断。
但是，如果详细进行分析，则可以发现，法院在所适用原则的选择上尚有可以完善的空间。[8] 陈金钊：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上)，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3期。（二）焦点问题 通过对上述两起典型案件裁判文书的阅读，可以发现网约车行政诉讼案件的裁判中有法院运用了比例原则进行判决，也有法院对这一论证方式表明了否定态度。凡是适用比例原则进行裁判的法院，都遵循这样一个逻辑：第一步，在现行规则框架内认定网约车运营行为违法。《暂行办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网约车行政处罚案件所带给行政诉讼裁判的讨论与启示不能随之停止。在学理上，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律之于公权力而言，其基本原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
（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必要性原则——行政处罚并不是实现目的的唯一手段，加强引导和管理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且后者造成的损害更小。
在本案中，法院既可以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运用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认定网约车运营行为合法，也可以从行政机关的角度运用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认定对网约车运营行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进行处罚行为违法。但在二审中法院认为将网约车认定为出租车客运依据不足，陈超的行为属于法不禁止即可为的范畴，是合法的，进而丧失了比例原则适用的空间。
基于此，法院认为将网约车运营认定为出租车客运，依据不足。济南科员管理中心以陈超未取得许可而擅自从事客运业务认定其为非法运营，于2月13日作出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两万元的行政处罚。
陈超案中，法院对《济南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适用作出了解释网约车的运营需要有效的监管。[8]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明晰法律规则含义的重要途径。三、比例原则在裁判理由中的适用 除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外，上述两个案例在判决中均涉及了比例原则，不同法院对于比例原则在网约车行政案件中的适用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如果法院认为目前由于没有网约车的规则而选择适用法律原则，则从事网约车运营行为应当认定为合法。
在完成上述解释和论证之后，法院直接依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基本原则，认定网约车运营行为合法。法院将网约车运营合法与否作为比例原则适用的前提，在论证逻辑上显得不够周延。
[9]比例原则与其他原则的模糊与不确定相比，具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框架。（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这种判决方式相对适用基本原则来说显得中规中矩。余论：裁判路径的选择 网约车运营案件的行政裁判结果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可谓五花八门，根本原因是规则的缺失。
两起案件都经历了两审，解读这四份判决书可以看出法院的裁判理由都形成了一个自洽的逻辑。经处罚仍继续非法从事出租汽车运营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从事班线客运经营的，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二审法院在一审法院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重要原则，行政处罚应当遵循比例原则。
[5] 《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条 件，依法取得相应的经营许可，并办理工商营业登记和税务登记。而反对适用比例的判决中，法院遵循了这样的逻辑：第一步，现行法规则缺少规定，法无禁止即可为，网约车运营行为合法。
[10]有学者对比例原则进行重构，认为应当在三阶之前增加目的的正当性，构成比例原则的四阶。虽然对网约车合法性的认定是判断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础，但在判决中绕过前者对直接对后者进行判断，未免显得对争讼具体行政行为的判断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4]运营资质主要针对的是承运人而并非从事运营的车辆和驾驶员。（四）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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